中国文论高原高峰话语的早期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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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原高峰的话题是个古老的理论话题,至少在公元6世纪前后,以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、钟嵘《诗品》为代表的中国文论成熟期的文论家们,就已经关注或思考过这些话题。

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,中国文学出现过春秋战国时期、两汉时期、建安时期、太康时期等文学兴盛期,可谓“文学高原”,又有屈原、司马相如、曹植、谢灵运等文学大家的涌现,可谓“文学高峰”。 刘勰、钟嵘等人的相关思考,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,仍有启示意义。 文学高原高峰的基本特征刘勰认为:“九代之文,富矣盛矣。

其辞令华采,可略而详也。

”“观夫后汉才林,可参西京;晋世文苑,足俪邺都;然而魏时话言,必以元封为称首;宋来美谈,亦以建安为口实。 ”刘勰提到的可称得上“文学兴盛期”的,有春秋战国时期、两汉时期、建安时期等,西晋年间虽有建树,但整体稍次。 这几个时期,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征。

一是都有各自的独特文体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,群雄并起,诸子游说,各呈道术。 重在说理的诸子散文和重在叙事的史传散文并驾齐驱,开启中国散文叙事说理的两大传统。 两汉时期,辞赋独霸,劝百讽一,铺张扬厉,成一时风尚。 建安时期,五言隆兴,慷慨悲歌,磊落使才。 二是群才并起,涌现一大批作家。 春秋战国,诸子百家,老庄孔孟,源流有自,儒道墨法兵,各领风骚。 两汉时期的辞赋大家有贾谊、枚乘、司马相如、班固、张衡等,一拨接一拨地出现,连成两汉一道文学景观。 建安时期,三曹七子并驱文坛,诚如曹丕所言,是“咸以自骋骥■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”。

之后几个文学兴盛期,群体性也很突出,如正始年间有“竹林七贤”,西晋群才,因为相似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,尤其是“陆海潘江”。

三是不仅出现文学高原,还出现文学的高峰。

其中可称得上文学大家的很多,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。 文学高原的时代成因刘勰说: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。

”文学高原的形成,要从整个时代寻找原因。

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运势,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。 具体来说,无非是指当时的人文风尚、政治时局等。

春秋战国,诸侯各国想方设法招揽人才,齐国在交通要道开设学馆,楚国扩建兰台宫。 孟子和荀子都以贵宾身份受聘于齐国和楚国。

稷下学风、兰陵良俗影响久远。

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促成了邹衍、驺奭、屈原、宋玉等辩说文才。 汉初,文儒不受重视。

到了汉武帝时期,需要文士们来润色宏业,才筑柏梁台广延人才,开举贤良文学之士。 汉宣帝时,承武帝功德,诸文士待诏金马门,如此盛德之事,吸引了许多才人文士,他们的创作热情空前,两汉辞赋之高潮自然形成。 唐代陈子昂称:“汉魏风骨,晋宋莫传。 ”李白诗云: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。 ”都视“建安文学”为文学高原。 刘勰认为,建安时期文学高原的形成,也与“世情”和“时序”有关。

曹魏时期,虽战乱频繁,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投奔曹魏。

曹丕也很重视文学事业,称文学是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。 明代王世贞曾说:“自三代而后,人主文章之美,无过于汉武帝、魏文帝者。 ”谢灵运所处刘宋时期也如此,宋文帝刘义隆很欣赏谢灵运的诗书才华。

文学高峰的个人成因文学高峰的形成,与特定时代的文学氛围有关,更主要的,是与作家的天资才情、天才创造和特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,与读者的知音推赏、评论家的慧眼识珠也有一定关系。 刘勰说:“人之禀才,迟速异分,文之制体,大小殊功。

”有的作家“思之缓”,有的“思之速”,文思无论快慢,都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。

“难易虽殊,并资博练。 ”这一时期文学高峰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,是读者推赏和品评。 明代许学夷说:“(钟嵘)其言:‘陈思为建安之杰,公干、仲宣为辅;陆机为太康之英,安仁、景阳为辅;谢客为元嘉之雄,颜延年为辅。 ’乃当时众论所同,非一人私见也。

”可知,称曹植、陆机、谢灵运为文学高峰,是当时文坛的共同话语。 具体来说,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。 一是神笔与文学高峰的神化。 通过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学大家的形象。

阮籍的故事就是显例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则故事讲阮籍的才情:“魏朝封晋文王为公,备礼九锡,文王固让不受。

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。 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。

籍时在袁孝尼家,宿醉扶起,书札为之,无所点定,乃写付使。

时人以为神笔。 ”通过近乎戏剧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华,《晋书阮籍传》就采信了这个故事。

二是美谈与文学高峰的大众化。

通过一些佳话美谈来使文学高峰形象大众化,使广大民众喜闻乐见。 如洛阳纸贵的故事。

据史载,左思《三都赋》写成后“时人未之重”,但之后出现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”的局面。 究其原因,一是《三都赋》确实写得好,另外也与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荐密切相关。 史载,“张载为注《魏都》,刘逵注《吴》《蜀》”,“陈留卫权又为思作《略解》”,这些注序,多嘉勉之词。 正是众多名人褒奖推荐,才使得《三都赋》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。

这个故事,反映出整个社会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,形成了喜欢文学、追捧名作的社会氛围,也加速了文学高峰形象的推广,促进了文学高峰的生成。 三是品选与文学高峰的层级化。

通过品评和选择,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,经过一流评论家的专业评点、比较和择取,真正确立一流作家的地位。 突出的著作,是钟嵘的《诗品》和萧统的《文选》。 《诗品》共评论122位五言诗人,其中曹植、谢灵运等都位列上品。 钟嵘对曹植给予高度评价:“陈思之于文章也,譬人伦之有周、孔,鳞羽之有龙凤,音乐之有琴笙,女工之有黼黻。 ”如果说钟嵘是通过品诗体现自己的艺术观点,萧统则通过选文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。

《文选序》说:“虽传之简牍,而事异篇章,今之所集,亦所不取。

”这里,萧统有自己的选文标准,以“文为本”,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。 根据这一标准,入选数目较多的作家当然就是萧统心目中的高峰作家,像曹植、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就入选较多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的成熟期,以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、钟嵘《诗品》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以“世情”“时序”建构文学高原话语,又通过神笔、美谈、品选等路径建构文学高峰话语。

这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文学高原高峰的话语建构。 (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关键词视野下《文心雕龙》与中国文论成熟期的话语建构研究”负责人、赣南师范大学教授)。